企业有岗位招不到工，即有事没人做；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即有人没事做。胡放之认为，出现这种矛盾现象是各种结构性及非结构性因素的综合反映，从非结构性因素看，大学生自身能力、职业发展空间、待遇及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对毕业生就业都有直接影响。
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用工不断增加，但这些企业急需招聘大量掌握熟练技能的技工或高级技工，“而这恰恰是大学毕业生们所不具备的，大学生自身能力发展不足，难以适应企业发展要求。”调查中，28%的企业认为，岗位技术要求高、人员素质难适应是企业缺工的重要原因。
最能吸纳人力资源的中小型企业，创新能力显得不足，有56.8%的岗位需求是普工。“这些岗位处于行业低端，重复性劳动多，留给大学生发展的空间有限。”胡放之说。还有不少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盲目提高用人规格，却不能同等地提供晋升渠道和待遇，大学生不能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有了经验就往更好的地方去了，企业成为人才培养基地，陷入不断招工、不断流失的恶性循环。
薪酬与缺工呈负相关系，企业平均工资在1000元以下时，缺工率为31%；平均工资在1001-1500元时，缺工率为24%；平均工资达到2501-3000元时，缺工率仅为3.1%。“薪酬不高，不仅难以回报昂贵的教育投入，还难以应付谈婚论嫁、购房持家、哺育孩子等现实问题，”胡放之认为，“招工难就业难，实质上招廉价劳动力难，同时反映出求职者实现职业愿景难。”
“社会上的‘拼爹’现象直接使得大量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就业质量低、就业情况很不稳定，向上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胡放之说，调查中有35%的员工是通过家属或朋友帮助实现就业，有26%的员工是通过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介绍就业，他们很难进入一些好企业尤其垄断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