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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调查:他们为何逃避社会救助?

时间:2023-05-18 23:00:13

虽然生活清贫,但面对社会的好心救助,广西部分贫困学生却将救助婉拒“门外”。是什么让他们拒绝了社会的救助而宁可独捱贫困?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何让被救助者坦然而自尊地面对社会,面对救助,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我国,人性化救助还有一段路要走。

  被拒绝的“好心”

  小军今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父亲10年中风,丧失劳动能力,全家只靠母亲给成衣店做零碎的衣服活为生,平均每个月只有600多元。

凑齐他第一年6000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小军父母费尽了脑筋。

  他的家在广西南宁市临近城郊的农村。记者采访时看到,简易铁门已经锈迹斑斑,家里虽然是两层楼,但面积都不大,一楼堆放着一些杂物,上楼拐弯处是一个搭建起来的简易厨房,旁边放着一台非常陈旧的洗衣机,表面的烤漆都掉了。他们的午饭很简单,一锅白粥和一小碟莲藕炒肉末。

  小军在高中时一直都没有和老师同学提及自己家庭贫困的情况,从来没有同学去过他家。小军的故事见报后,小军家经常接到爱心人士打来的电话,还有不少爱心人士登门来表示要资助小军。突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小军一家感到不安和担心。当爱心捐款能够支持他完成第一年学费时,小军就登报对爱心人士表示了感谢,坦言自己不打算接受帮助。

  无独有偶。就读于南宁二中的晓红今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她是一名孤儿,全靠年迈的外公、外婆供养,而整个高中,晓红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孤儿的身份,只有一名老师知道她的情况,并小心维护着她的身份。高中时期,学校给晓红减免了学费,并且每个月给予她200元的生活费,但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考上北大后,当地媒体记者辗转了解到她的困难,提出想通过媒体的途径帮助她,但在采访中,她并没有说出家里的真实情况,而是编造了一对“爸爸妈妈”,称父亲在一家医院做电工,而目母亲则是管理员,婉言拒绝了社会的帮助。

  记者从共青团广西区委了解到,目前,有一小部分学生和他们一样,以各种原因和方式拒绝了社会的救助。

  不愿做“透明人” 也不想成为被“怜悯”的对象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宁愿自己来承担重负也不愿意接受救助?小军父亲坦言,把小军很多个人的信息都放置于公众面前,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不太妥当,而且会影响到孩子。

  小军说,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尽管知道这些都是好心人的一片爱心,但他还是感觉心里有压力,“贫穷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并不希望自己家里贫穷的情况被大多数人知道。

  广西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咨询主任并担任共青团南宁市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顾问的林洁菁认为,贫困生接受救助,在心理上自然会感到不平等。“接受了帮助,他们会感觉自己变成了弱者,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林洁菁表示,像这样避讳自己贫困家庭的现实,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她接触的很多贫困生来看,并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的学生还是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家庭贫困的现状”,在她看来,目前社会上一些救助贫困生的方式对他们的尊严进行了挑战,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社会救助经常拿贫困生的贫困家庭情况做吸引大众的噱头,特别是将孩子的很多个人信息都一一展示在公众面前,来证明他们贫困的真实性,让贫困生在人格和自尊上有了受伤害的感觉,导致他们排斥救助。

  现实中,不乏一些救助企业希望通过“献爱心”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常常希望贫困生接受救助后,能在大众媒体面前述说自己贫困的故事以及表达感激之情。

  “我接受不了在电视上讲述自己,也不想被怜悯。我宁可靠自己的双手,哪怕辛苦一些”,小军坦言。小军父母也希望接受捐助能低调些,不要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影响。

  人性化救助道路还有多远?

  小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更希望以结对子的方式来获得帮助,一对一的交流,免去了个人信息广泛地公开,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

  如何让奉献爱心的人能放心,让接受帮助的贫困生安心,社会救助如何能更加人性化?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竭力让救助显得人性化。

  长期从事贫困生救助工作的广西希望工程办公室人员欧某说,现在他们开始采取通过银行直接转账的方式,将资助款直接汇入贫困生提供的银行账户,避免他们在公众面前过多的暴露。同时,让受助学生给资助企业写复信,通过这种“无声形式”既让企业放心自己的捐助送达到了贫困生手上,也最大限度保护了贫困生的自尊心。

  林洁菁认为,在强调社会资助方充分考虑贫困生的心理感受同时,贫困生自身对于贫困也需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碍于面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全斌说,在2007年国家新资助体系建立完成后,在高校获得各种贫困生救助的学生比例相对于以前已经普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以家庭贫困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为资助对象的高校国家助学金,在2008——2009学年覆盖面为在校学生的28%。

  “如果加上其他各种助学项目的话,受助贫困学生可以占到30%以上”,在全斌看来,这样的比例并不低,“其实对贫困没有歧视,学生和家长而言也该转变观念,同时,高校的引导也很重要”。

  对于一些贫困生在受助后需要公示的不安和抵触,全斌表示:“我们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必须要做好监督”。他说,其实在规章中并没有对公示做出明确的规定,都由各地方各部门自行安排。有些是学校张贴公示,有些是县教育局统一公示,还有的是在媒体上公示。

  “我们都只是公示姓名,毕业学校,考取高校,家庭所在地,不会涉及家庭收入等具体情况”,在全斌看来,这样的公示形式,已经是最大程度保护了贫困生的隐私权,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在接受政府资助时,公示实际上是种义务”,他说。

  林洁菁认为,救助的方式往往比物资、金钱更重要。她认为国家助学贷款的方式对于贫困生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这是需要他们偿还的,对他们来说也是能力的挑战,他们会容易接受”。此外,林洁菁建议媒体报道不要过多,尽量避免将这些贫困生过度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最后,她提出,一些爱心人士或者企业能够采取勤工助学的方式资助贫困生,保护他们的自尊以及独立的人格。

  知识改变命运需要善举助推,如何让爱心以最人性化的方式得以传达?人性化救助道路还有多远?全斌认为,政府、社会以及贫困生家庭三方既是参与者,也是助推者,缺一不可。